《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全新译本）（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之作） (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德]卡尔·曼海姆
第一章 问题的初步探讨
知识社会学从本意而言，并不开始于单一的个人及单一的个人的思想，也不是为了在有了这样的开端以后按照哲学家的方式朝着“思想本身”的抽象高度行进。相反，知识社会学所致力于理解的是处于历史环境的具体背景下的思想。存在着个人差异的思想就是很缓慢的产生于这样的环境下的。
知识社会学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它不把具体存在着的思想方式从集体行动的环境中分离，在理智意义上，我们是通过这样的环境才首次认知世界的。
如果我们看不到是特定的社会环境迫使我们去思考我们的知识的社会根源，那我们就无法承认这种社会环境和我们的困境有什么关联。
首先，当社会的稳定状态支撑并保持着世界观的内在统一性时，就不可能存在思考方式多样性的问题。
当民主化阶段来临时，低级阶层的思考技艺和思想会首次能够在同一效度层面上直面主导阶层的思想。而且，同样是在此时，这些低级阶层的思考方式和思想会首次能够迫使那些在自身框架内部思考的人让自己的世界客体接受根本质疑。
2024/09/08 发表想法
对既有知识的反思出现在社会的“水平变动”和“垂直变动”发生的时候。水平变动指的是不同民族、人群的交融带来新的思想，垂直变动指的是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曼海姆在此指出，在一个“无变动”的社会中，“下层思想”会向上渗透，但难以形成一种对现有知识秩序的反抗力量，而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形成影响。
原文：而且，同样是在此时，这些低级阶层的思考方式和思想会首次能够迫使那些在自身框架内部思考的人让自己的世界客体接受根本质疑。正是由于每一种都声称具有代表性效度的思想方式间的碰撞，才产生了作为回报的、在思想史上既至关重要又非常具有根本性的问题的出现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即：关注同一世界的相同的人类思想过程是如何能产生不同的世界概念的？而仅仅只需从这一点上再向前走一步，就可以提出下述问题：此处所提到的思想过程难道就不可能根本不同吗？在人们考察了人类思想的所有可能性之后，难道就没有可能发现存在着大量可供选择、可被遵循的道路吗？ 在雅典民主中，唤起西方思想史上的第一次怀疑主义的伟大浪潮的难道不就是那种社会跃升过程吗？希腊启蒙时代的诡辩家们难道不是一种怀疑态度的表现吗？这种怀疑态度本质上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在他们思考每一个客体时，都总存在着两种解释方式的冲突。一种是神话学。它是已经注定会走向没落的主导贵族的思考方式。另一种则是正处于上升过程的城市手工业者低级阶层的更具分析性的思考习惯。 因为这两种解释世界的方式都在诡辩家的思想中汇集；因为对每一个符合道德的决定而言都至少存在着两个可行的标准；因为对每一个宇宙事件和社会事件而言都至少存在着两种解释，所以，难怪诡辩家的关于人类思想价值的观念是怀疑性的。同样原因，以教育者的方式责怪他们在其认识论成果方面是怀疑论者，是不中肯的。他们就是勇敢地表达出了那种每一个可能真正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的人所感知到的东西，即：那种规范和解释从前所具有的明确性被撼动了，而且只有对这种矛盾进行全面的质疑和透彻地思考，才能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这种普遍的动摇绝不是一个世界注定要走向总体腐朽的征兆，而是一个健康进程的开始，这个进程代表的是一场将导向复兴的危机。
在雅典民主中，唤起西方思想史上的第一次怀疑主义的伟大浪潮的难道不就是那种社会跃升过程吗？希腊启蒙时代的诡辩家们难道不是一种怀疑态度的表现吗？这种怀疑态度本质上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在他们思考每一个客体时，都总存在着两种解释方式的冲突。
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社会群体，他们承担着为这个社会提供一种对世界的解释的专门任务。我们称之为“知识阶层”。社会越是静止，这个阶层越有可能在这个社会中获得明确界定的身份或等级地位。所以，巫师、婆罗门和中世纪的教徒都可以被认为是知识阶层。他们都在各自的社会中享有对塑造该社会的世界观，以及重构或调和别的各个阶层的以朴素方式形成的世界观中的差异的垄断性的控制权。就此而言，布道、忏悔、训诫，都是使得不同的世界概念，在社会发展还没有到达那么复杂的程度时得到调和的手段。
2024/09/08 发表想法
“静止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阶层逐渐组织化、教条化，一方面寻求世俗政治中的权利庇护，另一方面远离公开性的日常生活冲突。中世纪的经院神学便是一例。
原文：这个阶层越是把自己变成一种充分组织化了的群体（比如教会）的拥护者，其思想越倾向于“经院主义”。它必然要赋予以前只对一个派别有效的思想方式以教条性的约束力，并以此承认隐含于这种思想方式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它必须对外界呈现为统一战线，以推动这一转变。同样促成了这一转变的还在于社会结构内部的权力集中可能显著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成功地，把统一的思想和行动强加到至少是自身等级内部的成员。
这个阶层越是把自己变成一种充分组织化了的群体（比如教会）的拥护者，其思想越倾向于“经院主义”。它必然要赋予以前只对一个派别有效的思想方式以教条性的约束力，并以此承认隐含于这种思想方式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它必须对外界呈现为统一战线，以推动这一转变。同样促成了这一转变的还在于社会结构内部的权力集中可能显著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成功地，把统一的思想和行动强加到至少是自身等级内部的成员。
这种垄断性思想类型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它相对远离公开性的日常生活的冲突；所以在此意义上，它也是“经院性的”，即学术的和无生命力的。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现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事实是，同中世纪的情形形成对比，那种教士阶层坚持的教会关于世界的解释垄断地位被打破了，而且，自由知识阶层已经取代了全面组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自由知识阶层的主要特征是它的成员越来越来自不断变动着的阶层，越来越来自不断变动着的生活环境，其思想方式也不再受到类似等级组织的支配。由于不存在自己的社会组织，这种知识阶层能充分表达出这种思想方式和经验方式，从而同更大世界的别的阶层展开竞争。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不再有只存在一种思想方式的幻想。此时的某个知识分子不再像从前那样是一个阶层或等级组织的一个成员，而这个阶层或组织的思想方式就能完整代表他的思想。在这个相对简单的过程中，可以找到下述事实的解释：直到教士对知识的垄断崩溃时，现代世界对思想的根本质疑才开始。那种几乎完全一致接受并被人为保持的世界观，在它的产生者的垄断性社会地位被摧毁时，也会分崩瓦解。随着知识分子从严格的教会组织中解放出来，别的解释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得到承认。
2024/09/08 发表想法
上帝-有神论的终结，和科学精神的发展，扭转了曾经学者对人们“心灵“的形而上思考：有神论终结使得一切抽象情感难以获得其终极的意义，科学精神渗透至心理学，使得学者们更多以“科学方法”对人类情感进行研究。
原文：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外部因果关系范畴，这种范畴同那种形式上简化了的两种事件相继发生的观念，一起起作用，就如同下述句式所证明的那样：“一旦有异常事物出现，就会产生恐惧。”但这个句式却故意忽略了每种恐惧都会随其内容（面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与面对动物的恐惧）而发生彻底改变，故意忽略了异常也会随事物在其中成为常规的条件关联而发生彻底改变。不过，我们随后所要追求的恰恰就是对这种性质上有区别的现象的共同特征作形式上的抽象。 除此之外，人们还使用功能范畴。这个范畴是在如下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单个的现象可以按照其在整个精神机制的形式功能中所起作用的观点来解释。例如，精神冲突基本上解释为精神领域内两种不相容的矛盾倾向的产物，它是主体的适应障碍的表现。它们的功用在于迫使主体重新组织其适应过程并达到新的均衡状态。 至于谈及科学的成果显著的发展，否认那种易于控制和很有可能应用于大量现象简化程序的认识价值将是反动的。这些借助于原因和功能而起作用的形式科学的功效，远远没有枯竭，因而妨碍其发展是有害的。考量研究的有效性是一回事，而把它看作是通向科学地对待客体的唯一路径则是另一回事。就后者是争论之点而言，今天已经清楚的是，仅仅采用形式方法，不可能彻底研究关于世界，特别是关于人类精神生活的知识。 那种为了得到形式上的和易于定义的实体而在这个过程中以启发的方式被排除了（有利于科学简化）的意义间的相互关联，是不能通过揭示相关性和功能来使形式化进一步完善而再度获得的。为了使经验的形式序列有精确的可观察性，也许的确有必要摒除经验和价值观的具体内容。
虽然我们有可能获得大量有关发生冲突的条件的知识，但是我们却仍然可能对活着的人类的内在环境一无所知，仍然可能对在他们的价值观被摧毁后，他们是怎样迷失方向并怎样重新努力寻找自我，一无所知。最精确的原因与功能理论也回答不了诸如我实际是谁，我实际上是什么，或做人意味着什么等问题，同样，从这种理论中也永远不可能产生那种关于对于人们自身和世界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建立在某种评价性决定基础之上的，并且即使最简单的行为也离不开它。
即使巫术一宗教的世界观念所传递的一切意义一直都是“假的”，但若从纯粹的功能观点来看，它仍然能使现实的内在体验片断与客观的外在经验片断连贯起来，并使它们同某种行为的复合体联结起来。
并非不可能的是，事物的形式化和功能化之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在教会的知识垄断瓦解之后，先前占主导地位的、使人们对别的意义来源无动于衷的禁忌已经失去了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对各个反抗群体而言，公开向世界展示那种与他们对世界的独特理解相一致的冲突性的意义的机会就逐渐产生了。对一个人而言是国王的人对于另一个人而言却可能是暴君。然而我们已经指出，同一个社会中，非常多的与一定客体有关的冲突性的意义来源，最终会导致每一个意义体系的解体。在像这样一个对任何具体的意义体系而言都是内在地分化着的社会中，仅仅只能在客体的形式化了的因素方面（例如那个主张“君主是在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眼中合法地拥有行使绝对权力的人”的君主定义）建立起共识。在这种以及类似的定义中，人们再也不能发现任何关于实体和评价的共识了，于是人们就用功能重新解释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