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未来》
马克思·舍勒
40个笔记
点评
2024/09/02 认为好看
这本书是舍勒的一些论文和演讲、提纲合集，我主要看了社会保险金、资本主义的未来和基督教的爱几篇。本来，对当时的时代思潮、历史背景一知半解，对舍勒本人借以立论的理论框架更是抓瞎，如我这样的读者是没有妄议这样一位思想巨人的资格的，不过换个想法，一知半解也有一知半解的看法和观点，更何况后来者的特权便是可以根据历史后来的发展评价作者当时所作的不少预言，哪怕作为笔记，也不能说是一无是处。 几篇文章里，舍勒的思想主线也是当时学界的热点话题：一是资本主义精神何以形成，二是战争后满目疮痍的欧洲的自我反思。 粗略的说，在论证方法上，舍勒兼取一种本土化的思想和一种“世界性”的思想，同时又兼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双重特征。比如，在谈到资本主义秩序的势不可挡时，他带些悲观地说，因为全世界的经济贸易网络已然建成，资本主义网络之外的文明被收编将只是时间问题。且不说这一论断正确与否，这一结论大概是出于一种现实主义的考量。但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未来》的结尾，舍勒又天真烂漫地寄希望于下一代，认为： “在青年们正在成长的世界观中…精神成熟已表现为以直接体验…以对世界和强劲的进步感情洋溢的献身为旨向。” 这很难说有太多的道理，不过舍勒在这几段里展现出罕见的文采，读来令人感动。 舍勒在思想谱系上更多承袭康德而非发端于英国的功利主义思想（后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确立与合法化可谓居功至伟），在《基督教的爱》中，他鄙夷地将边沁称为一个天真的功利主义者，并且认为功利主义将把欧洲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何以见得呢？舍勒认为，不是世界大战造成了欧洲的思想危机，而是这种危机引发了世界大战。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用一种庸俗的“博爱主义”偷梁换柱，取代了由来已久的“上帝之爱”。 问题在于，启蒙的博爱主义乃是一种功利的考量，而随着社会日趋复杂，追求全社会的帕累托最优必然一方面导致道德的相对主义（既是因也是果），另一方面引发公共道德底线的不断打破。舍勒提出的解决方案具有一定的社群主义色彩，即认为人不能够离开团体而生活，而最大的团体乃是聚集于上帝身旁的，秉承基督教精神的团体。就这样，舍勒认为这种理论解决了欧洲当时的道德争论。 舍勒对当时时髦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变体也进行了回应。但因为他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把基督教的集体思想的永恒价值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方向结合起来”，他对社会阶层的讨论比较蜻蜓点水。要言之，大战打破了一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幻想（至少对于德意志民族而言），而工人阶级在这一过程中不再视自身为被统治、压迫的对象，而是整个社会机器的一部分。这何以可能，又该如何延续？舍勒对此讨论得便比较有限了。 除去对德意志社会未来的畅想，舍勒还对国际关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不同于其理论论述，这些观点更多是从现实出发的，比如，他生动展现了当其时也欧洲知识分子对俄罗斯的歧视： “…（战争）也是在保卫我们西线和南线上的敌人及其国家，实际上是在保卫全欧，使它们免受俄国蛮子的扫荡。因为，俄国人的世界观和他们的东正教会对基督教欧洲…对个体的个人灵魂无限的价值都一无所知…“ 从后来者的角度来看，舍勒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遐想不少都泡了汤，忽视国内外政治的经济基础，过分强调形而上的思想力量，可能是他的一个遗憾之处。当通货膨胀超出全体国民的想象时，又谈何“对上帝的爱”呢？ 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喜欢其中的第一篇：不管从阅读一篇论文的角度，还是以更“文学”的角度观之，这篇讨论社会福利的文章都富有魅力。因为探讨的是具体的政策，我们看到舍勒难得地采取一种类似现实主义的态度，并且展现出了惊人的理论功底与社会洞察力。出于个人的“博爱”而施行的善一定能够将社会推向更大的善吗？形象地说，如果我们见到街头行乞的残疾小孩就出于同情而施舍，久而久之，可能除了让拐卖儿童更有利可图以外，没有什么帮助。舍勒呼吁的也是这一更富于现实主义的态度，个人的“博爱”情感乃是一种傲慢的浅薄，并且在实践上没有意义。在这里，他猛烈抨击一种现代的“人道”精神： “’人道‘片面地关注不幸，发呆似的凝视着社会域中的不幸，想要消除不幸，却助长了不幸。” 又说： “我们很乐意有‘人人都是他人的看护’这一天，但不‘仅仅’是看护，如歌德所担心的那样，而且要：人人也是唤醒他人欢乐的人，而且是通过把自身的欢乐呈现在他眼前去唤醒。” 这段话固然具有舍勒一贯的基督教思想，结合上下文来看舍勒的意思是要将基督教精神和它暗示的一种“爱”和真正的怜悯更多地嵌入每个个体的生活格局之中，而从社会域中抽离出来。换言之，国家与工人之间的待遇关系和社会保障，便不是“人道主义”云云，而是出于一种正义使然，出于这种正义，工人们对国家提出一系列福利的要求。即便如此，它也是对公共政策做出的最深刻的批评之一。直至今日，社会福利究竟如何帮助弱势群体也是人们谈论不休的话题。“通过自身的欢乐呈现在他眼前去唤醒”——这样美好的构想在如今仍然掷地有声，充满分量，而去实现这样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即便在如今也深刻地塑造着一众社会科学的存在之因：自舍勒以降，一切有志于此的工作者，一想到这句饱含理想主义的箴言，便不得不陷入痛苦的自我反思之中，但也感到责任重大、义不容辞。
编者前言
所谓社会保险金神经症的心理学和针对不幸的合法斗争
2024/08/06 发表想法
前面分析了在国家层面推行医疗保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且从心理层面反复分析了“前知/后知”的事件如何影响人们的行动和感知。前面讨论的问题（社会保险会不会被弱势群体视作“施舍”？住院能够得到的好处会不会带来心理上的“没病找病”）在如今可能已经退居边缘，现在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具有时代意义：公共福利其实是政府和作为个体的人民进行的博弈，如果缺乏合适的福利分配机制，即使“福利总量”增加，也会带来痛苦的加剧。 我想到前几年父母劝爷爷奶奶买农村医保，爷爷便说，“遇到事情我儿子养我，不用医保”，县城里也有很多人不愿意给自己交养老保险，背后的心理机制不知道是不是和这里相似？
原文：因为，真正的同情是“愿为的”，“分担的痛苦”即“一半的痛苦”真的就是如此；但这只是在下述情形下才如此：第一，在怜悯中没有什么情感感染，因而，也没有尼采完全错误地归于真正怜悯的那种“痛苦潜势”；第二，怜悯感受者的意向仅只指向心灵同情的行动本身。而不是指向（或有意、或以那种“前瞻”为前作用的形式）对怜悯感受者而言可从所体验到的对他人的怜悯中获得的好处。倘若是后一种情形，那么，对他人怜悯所引起的痛苦就会与对他人的怜悯一起自动地成为一种相关者的“利益”；这样—来，他的痛苦久而久之便必然会加剧（即使个别的不幸因此而得以消除）：他的痛苦阈限（在感知和外界缘由不变的情况下）不断下降，最终导致痛苦欲的产生；而造成痛苦的缘故则正好可在这种痛苦欲中找到，对危险的当心也因痛苦欲而相应地自动减小。
2024/08/06 发表想法
“工人应把相关的公共福利机构看作自己根据社会正义而有权对之提出要求的设施，并应坚决拒绝所有那些想要给予他（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阶级之一分子）‘人道’、‘怜悯’、‘仁爱’的人。”
原文：最后，我想在社会伦理学方面从以上论述中引出一个结沦；这一结论我已在别处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证。这结论便是：人类本质的最深邃、伦理上最富于价值的动机和行动，即爱和真正的怜悯，应当日益从社会域和社会不幸之域中抽离出来，织入人与人之间个体位格的关系域；为此，社会正义的思想和那种在人类劳动上节约力量的思想应更深远地从社会域来把握；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应学会对工人有足够的尊重，而不是以摆出来的怜悯和出于怜悯的“善行”来羞辱工人、工人应把相关的公共福利机构看作自己根据社会正义而有权对之提出要求的设施，并应坚决拒绝所有那些想要给予他（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阶级之一分子）“人道”、“怜悯”、“仁爱”的人。 在看到赫尔德的《理念》以及其中所预言的人道理念的胜利时，歌德写下了人所共知的话：他担心，这样一来，“人人”都将是“人道的、看护他人的护士”了。从下述事实来看确实如此：国家和我们中每一个人交的税在共同肩负为疾病、事故等而实行的社会保险的担子。只把正义理念用了我们文明的劳动形式和赢利形式的情形也如此，还有那种更为深刻的休戚相关原则，歌德的个人主义伦理精神根本理解不了这一原则是怎么回事。但是，在两点上，歌德毕竟感觉到了后来的历史彻底酿成的一堆巨大的危险；我们在这里明确指明的这组现象仍是这些危险中一个很小的、次要的危险。巨大的危险在于，那种伟大的现代行为，即“人道”取代了与之截然不同的基督教的爱之伦理，其动机本身包含着危险：“人道”片面地关注不幸，发呆似地凝视着社会域中的不幸，想要消除不幸，却助长了不幸；随之，一个民族在面对不幸和受苦时所表现出的注意力的张力程度具有一个上限，在达到这一上限时，人道便不再致力消除不幸，甚至倾向于去制造新的不幸，并且还设法骗走关于价值和幸福、民族和人类的尺度。撇开所有其他幸福之源不谈，这一尺度只源于崇高的、在欢乐和对世界之价值财富的相互同感之中的休戚与共。 我们很乐意有“人人都是他人的看护”这一天，但不“仅仅”是看护，如歌德所担心的那样，而且要：人人也是唤醒他人欢乐的人，而且是通过把自身的欢乐呈现在他眼前去唤醒。
最后，我想在社会伦理学方面从以上论述中引出一个结沦；这一结论我已在别处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证。这结论便是：人类本质的最深邃、伦理上最富于价值的动机和行动，即爱和真正的怜悯，应当日益从社会域和社会不幸之域中抽离出来，织入人与人之间个体位格的关系域；为此，社会正义的思想和那种在人类劳动上节约力量的思想应更深远地从社会域来把握；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应学会对工人有足够的尊重，而不是以摆出来的怜悯和出于怜悯的“善行”来羞辱工人、工人应把相关的公共福利机构看作自己根据社会正义而有权对之提出要求的设施，并应坚决拒绝所有那些想要给予他（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阶级之一分子）“人道”、“怜悯”、“仁爱”的人。 在看到赫尔德的《理念》以及其中所预言的人道理念的胜利时，歌德写下了人所共知的话：他担心，这样一来，“人人”都将是“人道的、看护他人的护士”了。从下述事实来看确实如此：国家和我们中每一个人交的税在共同肩负为疾病、事故等而实行的社会保险的担子。只把正义理念用了我们文明的劳动形式和赢利形式的情形也如此，还有那种更为深刻的休戚相关原则，歌德的个人主义伦理精神根本理解不了这一原则是怎么回事。但是，在两点上，歌德毕竟感觉到了后来的历史彻底酿成的一堆巨大的危险；我们在这里明确指明的这组现象仍是这些危险中一个很小的、次要的危险。巨大的危险在于，那种伟大的现代行为，即“人道”取代了与之截然不同的基督教的爱之伦理，其动机本身包含着危险：“人道”片面地关注不幸，发呆似地凝视着社会域中的不幸，想要消除不幸，却助长了不幸；随之，一个民族在面对不幸和受苦时所表现出的注意力的张力程度具有一个上限，在达到这一上限时，人道便不再致力消除不幸，甚至倾向于去制造新的不幸，并且还设法骗走关于价值和幸福、民族和人类的尺度。撇开所有其他幸福之源不谈，这一尺度只源于崇高的、在欢乐和对世界之价值财富的相互同感之中的休戚与共。 我们很乐意有“人人都是他人的看护”这一天，但不“仅仅”是看护，如歌德所担心的那样，而且要：人人也是唤醒他人欢乐的人，而且是通过把自身的欢乐呈现在他眼前去唤醒。
资本主义的未来
资本主义首先不是财产分配的经济制度，而是整个生活和文化的制度。
但是，只要“无产者”的阶级精神至少作为“无产者”（即作为一种通过财产利益联合起来的统一体）之精神，仍是一种共同态度，这种精神本身就只是资本主义类型的精神气质的一种特定变种，因为这种共同态度是按在资产者—国家和资产者—社会中特别的受压迫地位和处境来衡量的。因而，通过作为经济上的阶级单位之无产者单纯数量上的增长，通过与此相应的无产者的政治权力地位和法律地位的增强，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是绝对不可指望的。只要市民的精神气质还在浸润各种斗争单位，而这些斗争单位只是在反对占有财产又掌握权力的少数人上结成的经济利益统一体和对立体，它们总是在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活动空间的内部（而非其外）形成，那么，任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式，无论是革命—工团主义的方式还是演变—议会式的方式或旧工联式的方式，都无法实现任何重大成就的许诺。即使工联变得如旧英国工联那般壮大和强力，那么，正如工联史所表明的，工联本身整个充满了资产者的精神。倘若工联依旧又小又穷，如大多数法国工联那样，那么，尽管有无数工团主义的前仆后继行为，它们最终收效甚微。
所以，决定资本主义是持久还是没落的，只能是人口问题的质量方面，而不可能是其数量方面。因而，问题便在于：在质量上的人口运动的实际趋向中，亦即在前述两种生物心理类型的繁衍总数的现时的重新构成之方式中，有没有根据和保障让人指望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那一类型的人会灭种？
在青年们正在成长着的世界观中，怀疑论、相对主义、历史主义，在自己的自我中钻牛角尖等现象已然消退；精神成熟已表现为以直接体验、直接接触事物本身为旨向，以锤炼行为能力和性格的绝对识见为旨向，以对世界和强劲的进步感情洋溢的献身为旨向。
2024/08/13 发表想法
资本主义对文化的收编
原文：从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喘口气，这是人们在精神文化活动与赢利奋求的社会之内在关系局面中可以清楚感受到的。精神运动的领袖们在从内容上阐明他们所反对的东西时总是一致的：无论有没有计算的“主体”，世界和心灵都绝不是复杂的机器；近代哲学的世界图景之核心只是合资产阶级经营活动目的的蓝图。在他们眼里，世界拥有无穷的质量和活性，对于那些敢于超逾市民的实用目的虔诚、恭顺地献身于这个世界的人，这个世界会使他们年青的眼睛闪出惊奇的光彩。但从社会学方面看，作家、艺术家、学者都会日益清楚地意识到对市民趣味的、下意识的奴化形式；他们在材料选择、风格、表现形式以及思维和观察的方法上（无论是追随市民类型的趣味和态度，或是与之抵触，都有一种不小的依赖性）都屈从于市民趣味。因为，他们生活在市民圈子中，受其供养，或者，他们处于由资产阶级类型所掌握的国家文化机构内部。他们逐渐顺从地认识到：精神和良心绝没有那么强大和自由，他们只得以某种方式（如果悄悄地、下意识地，就会更糟）哑然屈从于供养着他们身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脚下。于是，更勇敢的人便引出下述结论：公理一：作为精神文化的某一作品的生产者，我欠经济社会的若少，则经济社会欠我所创作出的东西也少。公理二：由于我不以我的创作生产为生，而我是这一经济社会的成员，所以，我有义务以一种与我的文化活动并行的方式名正言顺地养活自己。 我很清楚，从技术上贯彻这两条“公理”的方式虽五花八门，但要么还很少有人践行，要么还没有开发出来（在别处，我会再来谈这事的技术方面）。不过，我知道，这些公理在从事文化活动的青年们心中已火一般燃烧起来，它将炼就他们的意志和力量。
2024/08/13 发表想法
这一篇论文主要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无法被进步团体的改良方案取代。这里的逻辑是，资本主义精神发端于一种“不断工作的热情”，而只要具有这种精神的人群占据社会的高地，资本主义逻辑就支配着社会的运行。如果国家采取类似企业的运作方式，那么国际上的竞争自动逼迫着国家采取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也即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己任（因而无法顾及员工福利等等）。 按照作者的看法，年轻人们具有改造社会的潜力： “在青年们正在成长着的世界观中，怀疑论、相对主义、历史主义，在自己的自我中钻牛角尖等现象已然消退；精神成熟已表现为以直接体验、直接接触事物本身为旨向，以锤炼行为能力和性格的绝对识见为旨向，以对世界和强劲的进步感情洋溢的献身为旨向。”
原文：当那必不可少的机制化过程完成几分之后、当由这一过程提供的全球各民族的外在文明联系完成几分之后，就会期待精神性基本态度去完成属于自身的新任务。这些国家中的佼佼者还知道：西欧作为信使把资本主义“精神”作为自己最后的光束带给这些国家，而这一精神之根，就是说，在西欧的中心本身，这一“精神”正在慢慢衰亡。这些国家中都有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托尔斯泰：他们带着讽刺的微笑瞧着本土市民群众的欧化狂热劲儿，因为他们知道，正当自己国家的群众将为胜利、为自己的国家与欧洲一样实现了文明而欢呼时，朝他们迎面走来的“旧的”欧洲此时却正在垮下去，正将让位给一个新的、更高贵的欧洲。真正“年青的欧洲”其时是站在他们一边的！现在，只还有南美国家的“有教养之士”，以及一些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日本人还相信：现代科学的进步（比如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将为他们解答形而上学问题，解答本土宗教所回答的那些问题。这些“有教养之士”相信我们欧洲的群众目前还相信的东西，相信我们先辈中受过教育的人大约一个世纪前所相信的东西。将只有澳洲黑人还相信这类事物的时代已经不远了。
先知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