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卢晖临二位老师的《大工地》是一项历时长久的工作记录，之前读过二位一篇讨论农民工社会地位的论文，应该也成文于这次工作期间。二位应该是我国“新左派”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观点和特点可以扼要地概括为：
从冲突理论入手，强调阶级叙述，强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一句话，当今中国新工人阶级主体及其阶级的命运在国家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从一诞生开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和破坏，使其只能维持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 化”或“半无产阶级”的尴尬状态之中。
反对对新自由主义的照单全收，认为我国市场化大潮下形成的诸多问题是资本主义内生的根本矛盾，而不是阶段性的阵痛。
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在这种发展背后，却是沉重的 代价。面对今天中国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和城乡差距的现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但 没有去反思经济发展模式，反而将问题归结为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在他们看来，市场 经济优胜劣汰的法则能够产生最大的激励机制，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必然的产物。公平 和效率是一对矛盾，难以调和。只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达到共同富裕。只有拉大经济差距，才能产生激励机制。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持结构主义的观点，认为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处境不仅来自包工头-建筑公司的剥削，更来自国家-地方政府-建筑行业的结构性剥削。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书中提出“半无产阶级“的重要概念，认为户籍体制（国家性政策）、地方的官商勾结和建筑行业的层层分包（行业特征）共同导致并且维持了建筑工人这一夹缝中的处境。由于户籍制度，他们难以真正在城市落地生根，而”吃人的资本“甚至不愿付出劳动力再生产的代价，它不为工人们提供城市生活的基本保障，不为他们提供城市居民的身份，而为他们赋予”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候鸟性身份，让他们踯躅于故乡和城市之间。
对无产阶级的处境间或使用浪漫的描述，比如：
当怀揣城市美好生活想象的农民工真正进入城市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体会到那并不是属于他们的空间。我们的城市在迅速膨胀的同时，也在迅速分化，区隔出不同的空间，分配给不同的群体。即使具有开放性的城市公共空间，当一个建筑工人进入时，也往往在周围人眼里造成明显不相配的感觉，并进而导致建筑工人自身“不自在”的感觉。 于是，在宏伟气派的中央商务区、在富丽堂皇的大酒店、在人潮汹涌的购物街，甚至在市区的公交车上，总之在一切属于城市的公共空间里，我们都很难发现他们的身影。
又说：
老张是个瓦匠，是我们在 北京的建筑工地上遇到的资格最老的建筑工人。他从 1970 年代就出来打工了，一直在 北京搞了 30 年建筑。老张已经数不清自己盖了多少楼，他是看着北京城一天天长大的， 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他向我细数哪栋楼是什么时候建的，哪条路是什么时候修的。在北京打工三十多年了，他熟悉城市的每一个地方，他把整个青春都奉献给了城市，但从 来没有真正体验过城市的生活，他亲手建起数不清的高楼大厦，自己却没有一块儿歇脚的地方。
对新中国前三十年持浪漫想象，这是未直接受到”左“的冲击的青年知识分子常有的特点。比如，对曾经社会有这样的怀念：
总之，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 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地位是比较受重视的。也只有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才能读到下面这样一首诗歌: 我们是建筑工人 风狂，雨暴 打不乱祖国的时间表; 水深，山高， 比不过我们的自豪。 工人阶级驾着生活挺进挺进呵， 山要让路，河要改道， 建筑者的事业是万岁事业， 大地，敢不听候差调! 朝朝暮暮地清除，清除垃圾， 为一座座辉煌的殿堂 铺下千古不朽的地基， 心血注入了女儿墙和钢筋水泥， 我们的光荣在穷乡僻野屹立„ 将世界当建筑踏在脚下， 举高楼大厦进璀璨的云霞。 火热的心为千百万人家筹划， 何时享受新居的电灯电话? 我们把自己列在最后一家。 我们是建筑工人。 我们 建筑青春 建筑和平 建筑二十世纪的良心。 (肖琦，载于《新观察》杂志 1957 年第 6 期) 这首写于 1957 年的诗歌，反映了建筑工人那种敢叫高山让路、敢叫江河改道的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和强烈的自豪感，它与前文引述的“我们的路在何方”的诗歌形成鲜明的 对照，而他们背后折射的正是两个时代劳动者社会地位的巨大变迁。
关于农民工人抗争方式的描述是全篇文章的重中之重。书中提到工人们首先采取制度内的抗争方式，在各种合法维权方式失败之后才采用制度外的维权手段。这里可资对比的是这样一个细节：邱泽奇大约同时期一篇论文发现，很多农民群体性事件乃是“绕过”制度方式直接进行制度外的抗争。对于这种现象，至少有几种可能的解释变量： 1）时序性区别，农民可能在以往有过体制内部抗争失败的经验。 2）地域区别，生活在农村的个体对体制内抗争的方式了解比较少，进城务工的工人们了解更多，所以优先采取体制内的合法方式。 3）调查开展的精细程度，比如如果只对地方政府的口径进行统计，得出的结论和综合了农民本身叙述的结论也有所不同。
尽管抗争和抗争获得成果是群体建立认同的重要一步，不断的打压和失败也容易激起某种程度上的”无可奈何“感。在社会上，群体的激愤和个人的无奈兼而有之。几年前我和来自湖北的一位老师交谈，他曾经谈到很多村里的农民工人因为工伤终身瘫痪，”不过赔个十万八万，之后回到老家在床上躺一辈子，就是这样，还能怎么办。“
很多时候，一句”还能怎么办“也就是突遭变故的建筑工人的所有答案。日趋完善的政策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吗？如果就在2024年，还有大量的公司连五险一金都不愿支付，还有大量的公司公然挑衅劳动法，把大小周视为对员工的”福利“，我们又怎么能够指望更加弱势的工人们的生活环境能有改善的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