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中国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测验

《社会分层十讲》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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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7 认为好看

社会分层理论自诞生以来经历了无数次的革新，韦伯在社会分工的论述中采取一种调和式的观点，而马克思将其激烈化，认为阶级的冲突是无可避免的。从立足国内到放眼国际，也就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修正（沃勒斯坦）。在苏联革命之后，越来越多的改良观点在西方出现，其主要观点是：1）社会分层是一种“功能性”的现象，无可避免，并且对社会有好处；2）阶级弱化、阶级消失，阶级叙事隐退。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帕森斯，后者则催生出一大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在众多观点之外，理论工作者们在测量和评估阶层分化方面也取得了很多进展，测量阶层的维度从单一（生产资料）而变为多元（布尔迪厄等），从定性而变为基于量表的定量化研究。另一方面，组织社会学的兴起也为社会分层理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不同于传统左派的“结构”论调，企业、学校等社会组织往往有更加具体，也可以测量的组织架构。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经历的危机使得学者们一度对阶层再生产十分关注。这一话题其实已经脱离了传统“社会分层善恶论”的观点，着眼点更小，也更多采取价值无涉的叙述方式（如Giddens的流动封闭性理论，帕金对于中间阶层“缓冲带”的叙述）。尽管如此，我们也能看到布尔迪厄关于再生产的观点和诸多教育社会学者对美国教育的猛烈批判。李强老师每一章基本都会连带地介绍我国社会分层的一些概况，这些观点尤其精彩地展现在最后一章里。作者着重指出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几点现状：
1. 曾经城乡结构掩盖巨大的社会断裂性分层。
2. 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之间转换存在的摩擦。
3. 改开以来巨大的社会不平等（倒“丁”字形结构）。
4. 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
5. 家庭-家族观念的影响。

第一讲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概述

但是，在社会发生巨变时期，文化分层与经济分层常常会错位。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巨变时期，仅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就发生了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土地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历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邓小平先生开创的改革开放。由于社会总是处于巨变之中，文化分层与经济分层错位的现象就变得十分普遍。笔者试列出几种表现。首先是“文化破碎”。自古以来，高品位的文化当然容易与士绅阶级联系在一起，结果，在打碎士绅阶级的同时，高品位的文化也被打碎了。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试想如果连“旗袍”、西装、高跟鞋也要毁掉，哪里还有高品位的服饰文化呢？改革30多年来，我们确实恢复了很多高品位文化，但是，文化的建设需要“练内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其次是“文化张扬”。中国的富人阶层正在出现，这并不是坏事情，但由于时间太短，一些富人阶层仍然具有“暴发户”的特征。他们唯恐别人不知道他们的财富，在文化的外在符号上极力张扬。比如，用豪华轿车张扬富裕，宾利、法拉利、悍马、劳斯莱斯等牌子的轿车成为他们竞相购买的对象。据报载，英国皇室的御驾宾利牌轿车在中国18个月内售出82辆，售价高的上千万元一辆。此种张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表现为“纸醉金迷”的特征，与中国的国情十分不协调。再次，“文化拾人牙慧”。由于自己的文化破碎了，于是就模仿外来文化。引入外来文化本是好事情，但在太短的时间内大量引入，不辨优劣、鱼龙混杂，结果将负面因素也当作好东西引入。最后是“文化复古”。同样，由于文化破碎了，一时找不到替代物，于是就从老祖宗那里寻找。文化复古也不是坏事情，但是，要复古首先要读懂古代的文化，如果根本就不懂古代文化，结果把一些糟粕也当作好东西来恢复，那就是坏事情了。
改革以来，我国的声望地位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笔者曾经用数据证明，我国目前存在“冲突型”的职业声望评价，即社会上对同一种职业的评价产生重大分歧，声望评价的“标准差”很高。数据显示，我们的职业声望评价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职业声望评价有着明显的差异，职业声望评价的一致性低于多数国家，冲突性的、分裂性的职业声望评价高于其他国家。笔者以为究其原因，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重大的社会结构变迁，传统价值观念体系解体，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又还没有形成，于是声望评价失衡。所以，声望分层的优点是能反映社会心态，表现出真实互动的社会成员的地位评价，缺点是很不稳定
直到今天，民权资源在中国公民中的分配也有巨大差异，这方面的例证最突出的莫过于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将中国的公民按照他们的户籍登记地而区分为享受不同公共资源的区域群体，人们在教育、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方面当然就会出现民权资源的重大差异。更突出的一个事例是2003年6月20日，中国国务院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这个《办法》废止以前，“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所谓“三无”人员（主要是外来农村人口）是可以被关押在收容所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虽然这个《办法》与宪法的民权原则相抵触，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被社会认可。

第二讲传统社会分层理论

如果将马克思的思想用图展示则为：
对于韦伯来说，这并不是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因为，韦伯完全把阶级和阶级行动分隔开来，他不认为阶级必然会产生共同行动。
马克思论证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工业化发展越迅速，社会不平等问题就越严重。第二，工业化越发展，社会就会有更多的被统治者或无产者，他们会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阶级。第三，随着被统治者形成紧密团结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冲突的频率和强度会增加。第四，在冲突中，阶级成员通过交往会发展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认识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从而更增加他们的团结。第五，随着社会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分化，冲突不断加剧。第六，冲突的加剧导致革命的发生。
他说：“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韦伯确定了社会分层的三个基本方面或基本维度，即财富和收入（经济地位）、权力（政治地位）、声望（社会地位）。财富指全部经济财产的构成，因财富的不同，人们区分为穷人和富人。权力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他人实施控制和施加影响的能力。声望则是一个人从他人那里获得的良好评价或社会的公认。实际上三种地位并不分立，而是交织在一起的。
韦伯还专门总结了阶级成员组织起来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他提出了四个环境条件(Weber，1994b：124-125)。第一，有直接的、集中的利益冲突的目标或敌人。比如，工人反对每天都在直接控制他们的经理，而不是反对一个看不见的股份持有人。这一点强调利益冲突的直观性。第二，人数众多的成员处在一种相似的阶级地位上。第三，大型人群在空间上的相对集中，比如在现代的工厂里，众多工人聚集在小的区域里。第四，斗争的目标明确。这种目标往往是知识分子提出的或解释的，该目标是成员们都能够清楚理解的。
2024/05/03 发表想法

这种观点似乎与一般的对于改开前”低收入、低消费“的看法不太一样。按照文中的观点，哪怕在基尼系数比较低的往昔，阶级的分野非但存在，还是明显且切身可感的。不过以改开为界，对于“不均等”的反对声音和异见观点似乎明显比之前调门搞了不少，怎么理解这一社会现象呢？是人们对直观的物质享受更敏感而相对能够接受三百六十行的“区分”，还是说改开前政府在舆论政策上有所侧重呢？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我国曾经有过对知识分子自由表达的包容政策，当时也不乏十分大胆的观点直接见诸报端。

原文：笔者曾经对中国户籍制度进行分析，认为户籍制度的本质是一种身份制度；并认为，构成中国改革前身份制度的不仅是户籍，还有一整套复杂而又相互匹配的身份体制，比如根据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性质以及家庭出身等进行筛选的体制。笔者认为，区分身份地位的指标多是一些非连续型的、异质型的指标。比如，收入是个连续型指标，它难以区别身份；而职业是个非连续的、异质型的指标，它可以区分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群体。区分身份地位指标的再一个特点是，它们多与一些“先赋因素”(ascribed factors)有关。所谓“先赋因素”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经后天努力就具有的因素，比如，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又如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因此，出生地、户口类别显然是个典型的“先赋”指标。以先赋因素来确认人的身份地位，这样一种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讲究等级、秩序。当这种身份得到法律、法规的认可后，各身份群体也就难以越轨，没有了跨越身份界限的非分之想。每一个人都被定位在一定的等级上，整个体制井然有序。此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束缚社会成员的活力和积极性，因为它将每个人定位在先天决定的身份体系上，人们很难突破此种先天限制，很难超越级别。在此种体制下，人们的后天努力与地位变迁没有太大联系。因此，这是一种缺少公平竞争机会的体制。身份制突出，反映出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属于一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它是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产物。
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众多部分所构成的统一体，每一部分都为维持社会整体的平衡发挥着一定功能。例如，经济系统的功能是将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提供给社会，而教育系统的功能是将知识、技术提供给社会成员。社会的稳步发展有赖于各个组成部分功能的正常发挥。任何一个社会要想维持良好的运转而不发生大的问题就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
第一，社会分工是必须的，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分工体系会越来越复杂。第二，在任何社会的分工体系中，总有某些工作被视为比其他工作更重要。第三，社会上人们的才能、知识、智力、技术水平各不相同。第四，所以，让最有才能者去担负最重要的工作，让弱者去承担较轻的工作，应是社会分层的基本原则。